十九世纪上半叶伦敦社交名媛Lady Blessington像一幅画那么秀美，诗人拜伦说她又有才情又标致，连晨起都好看（“very literary——and very pretty， even of a morning”）。拜伦一八二三年在意大利北部港市热那亚第一次见到她不禁惊艳，他们一连六个星期天天见面，翌年拜伦过世。婵媛伤怀，命都不长，但他欣赏美色有这样细腻的心得，断非偶然，Lady Blessington显然丝毫不俗。美国诗人 Nathaniel Parker Willis一八三一年在她的伦敦新居里认识她，马上在美国报纸的专栏里撰文称讚她年届四十却体态丰盈而不失玲珑之姿，肌肤雪白版；研究拜伦侨居国外生活的人不可不读她的A Journal of Conversations with Lord Byron；她后来所写的法国、意大利游记也深受重视。

传统英国文学的贵族气息向来浓郁：洋溢书香的沙龙是灵感的泉源，名门红袖的交往是文名的温床。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写府第管家的小说The Remains of the Day依然脍炙人口，正是人们对精緻文化之眷恋所致。进入九十年代，经常去伦敦的人都会发现英国沉闷高贵的氛围慢慢消散，代之而兴的是万国意识（cosmopolitanism）和商业心态（commercinly write another book when I have a book to write”）。她相信她写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得奖小说写的是下一代掩饰母亲与低下印度人的恋情，隐隐约约影射洛埃氏自己母亲的故事。母亲只有一个，她说她或许要等到九十岁才会写另一本书（“I probably won't write another book until I'am 90”）。小说杜撰故事的年代也许会慢慢消亡了；多产作家的辉煌岁月也许会慢慢过去了。亲身经历的纪录才是文学作品的神髓。Lady Blessington华丽的沙龙早就曲终人散了：这是小东西的上帝的年代。